蔡谔

蔡锷(1882年12月18日-1916年11月8日),原名艮寅,字松坡 ,汉族,湖南邵阳人,近代伟大的爱国者,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民主革命家,中华民国初年的杰出军事领袖。蔡锷一生中,做了两件大事:一件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;另一件是四年后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、维护民主共和国政体的护国军起义。其遗著被编为《蔡松坡先生遗集》。蔡锷在一生中,注意辨别政治风云,顺应历史潮流,投身革命运动;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方面都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。 蔡谔的诗文(0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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轶事典故

  设计出逃

  1913年10月,袁世凯以“准给病假三月,召来京调养”为名将蔡锷调到北京,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军权,并进行严密的监视。针对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的阴谋,蔡锷与梁启超等人秘密商讨“倒袁”计划。

  为避免引起袁世凯的猜疑,蔡锷在公开场合批驳反对帝制的梁启超,并积极表态“赞成帝制”。同时,他佯装胸无大志,经常在八大胡同“鬼混”,与名妓小凤仙打得火热。然而,袁世凯对蔡锷仍不放心,曾派人扮成盗匪闯入蔡锷家中,翻箱倒柜,以探虚实,结果一无所获。在蔡锷的严词责问下,袁世凯只得从监狱里提出几名犯人当替罪羊而枪决,才搪塞过去。自此,他认为蔡锷真的沉湎于酒色之中,从而放松了监视。

  蔡锷因受到监视,乃采取深居简出、吃花酒做出一副醉生梦死之态,乃至与家人反目而走,减轻了袁世凯的疑虑,然后突然从北京潜回云南,并发动护国战争。

  与小凤仙

  蔡锷与小凤仙结识于青云阁的普珍园。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被许多野史所记载,也曾多次拍摄为影视作品。对其真实性各自说法不一。

  蔡锷将军曾在青云阁的普珍园结识名妓小凤仙,并多次在普珍园小酌,普珍园的名菜辣子凤节倍受小凤仙喜爱,从而演绎一段名流千古的爱情故事。将军逝世后小凤仙因无法忘怀,又来到青云阁找寻将军的记忆,并又在此遇到她的丈夫,因为她的丈夫长相很像将军,之后她便隐姓埋名,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八十年代在青云阁原址拍摄的电影《知音》是根据蔡锷将军与小凤仙的爱情故事改编,世人为之感怀。

  蔡松坡被诱进京师,软禁跟班。后来又接受首席谋士,“愿为帝王师”的旷世逸才杨度的建议,封蔡松坡为“始威将军”,担任一些有名无实的职务,加以笼络。蔡松坡终日无所事事,内心烦闷,便到八大胡同走走,想不到第一次就碰到小凤仙。小凤仙识英雄、重英雄,两人心生爱意。后小凤仙帮助蔡锷逃离北京。

  护国战争后,蔡松坡已病情沉重,来不及也无法偕同小凤仙了,急忙沿江东下,经上海到日本就医,终因病入膏肓而在福冈医院逝世,享年三十四岁。小凤仙等的是蔡松坡的死讯,小凤仙悲痛欲绝。

  军纪严明

  蔡锷治军严明,并以身作则。他在云南都督任内,曾令参谋部汇考中外律例,制颁《简明军律》四十七条,内分“叛乱”、“擅权”、“辱职”、“抗命”、“暴乱胁迫”、“侮辱”、“逃逸”、“损坏军用物品”、“掠夺”、“关于俘虏之罪”及“违令”等十一章。并制颁《军队手牒》,强调军人“宜忠国家,宜敦信义,宜重俭朴,宜守纪律,宜尚武勇”。明确规定,“自宣布之后,一律实行”。又转发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关于严禁私自劝募军饷的命令。

  护国军出师时有严明的军风纪,要求“一律严守军纪,保持秩序,勿失严整”;不得“乱入民家”;“购买须要公开,不得依势估压。”这样的军队。深受人民拥护,出现军民亲如一家的动人景象:护国第一军“出征以来,未滥招一兵,未滥收一钱,师行所至,所部士兵未擅取民间一草一木。”因之,在川南战斗中,所部连续“五月无饷,而将士不受馈一钱,蜀人爱戴之如骨肉也。”朱德也曾指出:“自滇以达蜀地,无不箪食而迎”。后来大总统黎元洪在为蔡锷国葬所致祭文中也以赞扬口吻说:“君故贫,靡有康食,而务敏于学,及御事至专阃,所入悉分赡隶军者。驭士卒严而有恩,皆乐为致死。”蔡锷这种艰苦奋斗、身先士卒的精神,鼓舞了为共和而战夺取反袁胜利的广大官兵。

人物生平

  学生时代

  1882年12月18日(清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)生于湖南省宝庆府(今邵阳市)一户贫寒的裁缝家庭。目前,蔡锷出生地有两种说法:一是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(今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故居);二是宝庆府武冈州山门镇水东大坝上(今洞口县水东乡杨万村大坝组)。1887年随家人迁至武冈山门黄家桥(今洞口县山门镇)。幼年在私塾读书。13岁考中秀才。15岁考入长沙时务学堂,师从梁启超、谭嗣同,并受到该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,并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友谊。后入上海南洋公学(后更名为“国立交通大学”,即今天“上海交通大学”与“西安交通大学”的前身)。

  1899年赴日本,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、横滨东亚商业学校。这时,中国在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下,山河破碎,国力孱弱,帝国主义虎视鹰瞵,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,怀着急迫的心情,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流血救民吾辈事,千秋肝胆自轮菌”,倾吐了满腔的爱国抱负。

  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。失败后改名“锷”,立志“流血救民”。复去日本。先入成城学校,继入陆军士官学校,学习军事,曾参与组织“拒俄义勇队”。

  在日本,蔡锷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,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。1902年2月,他在梁启超创办的《新民丛报》上,发表了题为《军国民篇》的文章,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。他认为中国之所以“国力孱弱,生气销沉”,主要由于教育落后,思想陈旧,体魄羸弱,武器窳劣等原因造成的。若要改变上述弊病,必须实行“军国民主义”。

  1902年11月,蔡锷又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。他思想活跃,成绩突出,与同学蒋方震、张孝准,同被称为“中国士官三杰”。当时,他虽然热切地希望变中国为世界第一等强国,但是还没有确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,仍然抱着从改革军事入手,帮助清廷革除弊政,借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。

  发动起义

  1904年毕业回国,先后在湖南、广西、云南等省教练新军。

  1904年初,蔡锷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。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、湖南教练处帮办、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、广西测绘学堂堂长、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、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。年轻英俊的蔡锷,脚穿长统靴,腰挎指挥刀,每天扬鞭跃马,威风凛凛,指挥练兵。他讲解精辟,技艺娴熟,要求严格,深受官兵敬佩,被赞誉为“人中吕布,马中赤兔”。不久,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他到云南担任军职。

  当时,云南和全国一样,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,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。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,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。他们活动频繁,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。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,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,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,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。他向同盟会员保证:一旦发生革命,一定给予“绝对同情支持。”

  1911年(宣统三年)初调云南,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。蔡锷在就任云南都督后,积极更新人事,革除弊政,整顿财政,裁减军队,兴办教育,开发实业,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。

  1911年10月30日(农历九月初九),与革命党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领导新军响应武昌起义,蔡被推为临时革命总司令。旋成立云南军政府,任都督。蔡锷于宣统三年(1911年)二月抵达昆明,这年的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,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,蔡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、刘存厚、唐继尧、韩凤楼、沈汪度、殷承瓛、雷飚、黄永社等计划响应,预定于十二日发动,推蔡为总指挥,以新军为骨干。不料事机泄漏,初九日,云贵总督署的总文案熊范舆、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,李、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。10月30日(农历九月初九)夜,蔡锷等知道事机迫切,千钧一发,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,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,次日中午,起义军胜利攻占云贵总督署。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,故史称昆明辛亥起义又被称为“重九起义”。

  11月1日,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,蔡锷被推举为都督。数日后,云南各府、州、县传檄而定,全省光复,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被彻底推翻。蔡锷在出任云南都督期间,大力推行新政,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,深受军民爱戴,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,在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始终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原则立场。

  蔡锷进京

  1913年10月被袁世凯调至北京,加以笼络与监视。蔡锷任全国经界局督办。他一方面领导经界局工作,另一方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。他与蒋方震、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,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。其间,他不断上书袁世凯,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,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。然而,野心勃勃的袁世凯,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,反而倒行逆施,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。

  袁世凯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,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胀。他残酷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,打击民主共和力量,同时篡改宪法,破坏责任内阁制,强化集权统治,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。

  最初,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,认为他“宏才伟略,群望所归”。但是,1915年5月25日,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卖国的《二十一条》,深深刺痛了蔡锷,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,8月,在袁世凯的授意下,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“筹一国之治安”旗号的“筹安会”,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。接着,各类“联合会”、“请愿团”也纷纷粉墨登场,为帝制唱赞歌。12月,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,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,下令取消民国,改用洪宪年号。

  护国讨袁

 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,使蔡锷气愤已极,他决心以武力“为四万万人争人格”。于是他表面上装出不关心政治的样子,常去北京八大胡同,与名妓小凤仙厮混,以蒙蔽袁世凯,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,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,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。内容是:“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,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,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,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,以广西之力下广东,约三四个月后,可以会师湖北,底定中原”。这是个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。

  1915年11月,蔡锷秘密离京赴津,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,后经台湾、香港、越南,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。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,从8月中旬“筹安会”成立时起,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,酝酿发动讨袁起义。1915年9月11日以后,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,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,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,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。蔡锷抵达昆明,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。

  1915年袁世凯称帝,他由北京潜回云南,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,组织护国军,发动护国战争。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,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,组成护国军三个军,分别从四川,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。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,率4个梯团(旅)约8000人入川,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,出奇制胜,夺占叙州(今宜宾)、泸州诸要地,再北攻成都、东取重庆,尔后挥师东下,会师武汉。

  四川战役

  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纳溪、泸州一带击败优势袁军,迫袁取消帝制。袁死后蔡任四川督军兼省长。

  蔡锷组织指挥的四川战役,是护国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,士气复振,蔡锷决定对敌反攻。这次反攻,无论是在制定计划,组织协同,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,都有条不紊,果断坚决,在整个护国战争中,堪称精彩的一幕。3月16日,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,为主攻;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,朱德,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,阻击泸州援纳之敌,刘存厚师进攻牛滚场,威胁江安守敌,掩护主力攻纳。17日,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,连战皆捷,朱德一路甚至挺进到距泸州仅几公里的地方。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。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,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,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,退回出发地。经此一战,敌主力“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,士兵损失过半,已无再战能力。”

 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,在饷弹两缺,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,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,虽没有夺占泸州,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,阻止了敌军的推进,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,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。1916年3月22日,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。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,见胜利无望,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。

  逝世

  袁世凯死后,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,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。但是,这时蔡锷的病情恶化,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,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。1916年11月8日上午,终因医治无效,病逝于日本福冈,年仅34岁。蔡锷在遗嘱中写道:“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,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,以昭公允;锷以短命,未能尽力为民国,应为薄葬。”

  1917年4月12日,蔡锷魂归故里,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,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“国葬第一人”。